脉，都有严重伤害。
高等门第世家既结合成一个集团，遂成为士大夫中的士大夫。跟平民庶姓的距离，越来越远，甚至以跟平民庶姓结交为莫大耻辱。我们用下列两个例证，说明此一现象：
一件是，本世纪（五）初南宋帝国时，皇帝刘裕最亲信的大臣王宏，他虽然姓王，却是庶姓的王。刘裕告诉他：“你如果想当士大夫，必须王球允许你跟他在一起共坐才行。你不妨说奉我的命令，前去试试。”王球是当时宰相，当王宏在他身边要坐下时，王球用手中的扇子阻止他：“你不可以坐。”王宏狼狈逃回，刘裕抱歉说：“我也没有办法。”
另一件是，南齐第二任皇帝萧赜最宠信的大臣纪僧真，向萧赜请求：“我的出身不过本县武官，请陛下准许我当士大夫。”萧赜说：“这事由江作主，求我没有用，你可去找他。”江是司法部部长（都官尚书），纪僧真前去拜访，刚要坐下，江立刻命仆人把自己的座位搬开。纪僧真向萧赜诉屈，萧赜说：“士大夫不是皇帝可以委派的。”
——事实上恰恰相反，士大夫正是皇帝委派的结果，像王球、江之流的门弟世家，两代下来不给官做，身份地位便全化为乌有。
再一件是，路太后的侄儿路琼之，拜访中书今（宰相级）王僧达。路琼之的父亲曾经当过王家的侍卫，所以他不仅是庶姓门第，而且还是仆人门第。王僧达并不因他是大臣，姑母又是皇太后而尊重他。在路琼之告辞后，王僧达命人把路琼之坐过的小板凳扔掉，以表示他的轻蔑。不过这一次端架子的结果不太理想，路太后的反应很激烈，吩咐她儿子刘骏把王僧达逮捕绞死。
士大夫是一种世袭的没有封爵的贵族，北魏帝国元宏所恢复的制度，即以南朝现行制度为蓝图，比着葫芦画起来大瓢。这种贵族唯一的职业是做官，以门第和世家的高低，确定官职或能力的高低。南宋帝国时，甲姓门第的子弟，二十岁成年后第一次任职，就要当中央政府科长级官员（秘书郎）。这种情形自然产生一种结果，即他们十分珍惜自己的门第和世家。他们固然高立于广大的平民庶姓之上，同时也旁立于政府和国家之外。是一个只享权力，既没有义务，也没有道德责任的纯势利的寄生集团。平时他们不缴纳任何赋税，战时他们不服任何兵役或劳役，而只站在胜利者的一边，帮助维持安定局面，并从而做官，用政治力量维护他们的既得利益。
士大夫不但轻视平民庶姓，而且还数典忘祖的轻视君主、政府、国家。君主被杀被逐，以及改朝换代，无论晋帝国也好，南宋帝国也好，南齐帝国也好，或其他任何政权，兴亡盛衰，都漠不关心，而只关心自己的门第世家。所以士大夫从不忠于任何君主或任何政府，更不忠于国家。因为任何效忠都有导致牺牲的危险，他们不需要效忠，照样可以掌握权柄，所以他们只忠于自己的门第世家就够了，因为门第世家就是自己的政治权势、社会地位，和经济财富的能源。
佛道二教于纪元后第二世纪在中国萌芽时，出于一种法术符咒方式。佛教最初传人，力量微弱，所以一直依附在道教之下，好像是道教的一个支派。这种情形延续二百余年，虽然得到很多人信仰，但它没有经典的基础。上世纪（四）高僧竺佛图澄，受到后赵帝国暴君石虎的最大尊敬，对佛教的推广，有很大贡献，但他所以获得尊敬，完全靠他的神迹。
任何时代，苦难中的人民，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对暴政反抗，一是借宗教信仰，寻求未来的幸福。自从二世纪黄巾农民大暴动以来，中国境内从没有停止过战争。从事战争的人投入战争，没有从事战争的人，如妇女儿童和老年人，大多数都投入宗教，希望神灵能踢给在战场上作战的孩子们和在家的家人们平安。因为信佛的人太多，以致石虎一度考虑下令只准皇帝和贵族信佛，平民不准信佛。
本世纪（五）第四年（四○三），龟兹王国（新疆库车）高僧鸠摩罗什，抵达后秦帝国首都长安，后秦国王姚兴尊奉他为国师。之后的十三年中，他把后秦帝国化成一个佛教帝国，人民十分之九都成了佛教徒。对佛的崇拜虽不能拯救帝国的灭亡，但鸠摩罗什翻译的佛经，有三十部之多。在此之前，虽然也有译经，都属残篇，到鸠摩罗什才正式完成佛经的体系，使佛教呈现出它的庄严面目。
道教产生早于佛教传人，可是到本世纪（五）二十年代，名道士寇谦之才建立起来正式结构。北魏帝国皇帝拓拔焘、宰相崔浩，都是虔诚的道教徒。因之北魏帝国遂成为一个道教帝国，皇帝登极时，都采用道教仪式，由道士祝福。佛教在中国从没有达到过这种顶峰。
信仰都具有排他性，佛道二教必然的要发生冲突。本世纪（五）四四六年，正是杏城（陕西黄陵）民变的次年，拓拔焘驻军长安，在佛寺中发现武器。这是一个很好的借口，他立刻指控佛教徒跟杏城变民领袖盖吴，共同谋反，下令全国（这时他已统一了北中国），焚毁所有的庙院。和尚尼姑，不论老少，一律处斩。这场屠杀，是佛教史上著名的“三武之祸”的一祸（拓拔焘号称太武皇帝）。不过拓拔焘的孙儿拓拔氵壑却信奉佛教，四五二年即位后，佛教即行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