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彪没有选择，远东财团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要有一个新的指导方针，如果容星桥和张康仁没有这种觉悟，那这个决定就只能由他亲自下达。
他一开口，这件事就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此次年会也被迫紧急新增一个主要议程——审查各亏损公司的经营问题和限期整改。
在这样的方针下，远东财团今年的年会只能是显得异常悲壮，虽然财团今年在美洲市场的盈利能力惊人，在本土市场依然保持着极高的利润规模，但在中日经贸大战的惨烈局势中，注定也要实施壮士断腕的手段来减少亏损面，增强在主要产业中的长期厮杀能力。
前面几年的年会中，宋彪通常只参加一半的议程，今年的情况显然是很特殊，他几乎是全程参加了每一个议程，特别是在审查亏损公司和限期整改的问题上，他将所有的董事都拎出来单独质询了一番，让今年的年会变得特别紧张。
宋彪要是生气了，东北新军上下都得直哆嗦，何况远东财团这些人呢？
每个人都能体会到这种空前惊人的压迫力，压的每个人都难以喘息。
宋彪不可能亲自办这些事，最后，他给容星桥一个硬指标——将非主业范围内的小企业卖出一半，集中财力支持管理水平好的企业撑过经贸之战，尽可能的支持主业乘机扩张；同时，他给张康仁另一个任务——提前召开东三省金融行业的年会。制定完善的各行业信贷支持计划，即便远东财团退出了小行业，也要支持其他民族资本和外商资本度过难关。
宋彪对于中日经贸大战的意见很简单，绝不能因为大的经济局势是好的就掉以轻心，绝对不能手软，东三省困难，日本也好不到哪里去。要乘着这个双方的共同危机，利用本方的大局优势给对方致命的痛击。
道理很简单，日本工业越惨。东三省工业就越好。
不管是东三省、关内、朝鲜和东南亚，所有市场一概不能放松。
在宋彪的高压决策下，宣统元年的远东财团年会开的是腥风血雨。但只要远东财团真的坚持下去，这一场中日经贸大战的最后胜利方也必然是东三省。
日本工业真正的大发展实际上是《马关条约》签订之后，从1901年到1908年是日本工业发展最快的阶段，东三省并不比日本晚太多，当然，日本工业的核心还是国家投资领域，比如说日本工业的国家资本比例，1875年为81.7，1880年是57.5，1885年是74.9。1890年是最低的29.8，此后累年逐渐递增，至1905年达到44.1，1909年则刚好超过50。
日本工业的国营资本在1890年之前是比较混乱的，此后则专注于重工业和科技、军工领域投资。比如说长崎造船厂在1898年就建造了六千吨排水量的“常陆丸”——日俄战争中被俄军击沉，1907年建造了三万吨级的“天洋丸”，正在建造两艘世界上最大的两万吨级前无畏级战列舰萨摩号、安艺号。
甲午战争之后，清政府为了重建海军还从日本购买了14艘小型舰艇，虽然14艘小型舰艇加起来的排水量总吨位不到5700吨，可毕竟也是日本第一次对外国出口军舰。
远东财团想要追赶日本的船舶工业。难度还是非常大的，十五年内都不可能实现，但在其他领域，中日差距并不大，东三省和日本的差距就更低了。
东三省的这些大中小的企业家们都很清楚，只要远东财团真的愿意继续拼到底，日本就凭那点家底想要一口气击溃东三省工业基本等于扯淡，至少在东三省的市场上没有日货的机会，在中国内陆市场也迟早被击溃。
至于现阶段血拼最厉害的纺织业，日本八大纺织社要是继续这么血拼两年，基本就是自寻死路，中国的纺织业目前有半壁江山是远东财团的，隔着关税、运费和远东财团拼家底，这不是找死吗？
远东财团往年本不承认有年会这种会议存在，今年的年会一开完，却故意将大方向的消息放出去，整个东三省企业界一片振奋，人人都觉得有救了，银行业和外资这边也都松了口气，因为东三省明年在货币上肯定还是维持宽松政策。
中日之间的外商投资有一个问题是本的差距，那就是外国资本在东三省拥有发钞权，这就注定了外国资本涌入东三省的规模远超过日本。
作为东三省的僭主，宋彪鉴于东三省和中国本身的人才缺乏问题，以及在现代工业、农牧业、金融业的经验和认识上的匮乏，加上本身的外汇和白银储备匮乏，他也不排斥外国资本和外资企业，这是东三省外国人口在过去五年中快速增加的主要原因，现在几乎所有的学校里面都有外国教员，所有的企业都有外国技师和熟练技工，总督府外国专家局、军垦总局和远东财团是东三省最大的外国专家聘用单位，在每一个军垦局、军牧局都有外国农牧专家组成的顾问团，东三省的科学研究院、工程研究院、农业研究院则都有80的人员来自于外国招聘，东三省的各所大学、中等专科学校最低也有一半的教员是从国外招聘而来，包括远东陆士。
外资、外企、外籍移民其实也是东三省经济发展奇迹的一个重要支助，除去韩民外，总数约有185万的外籍移民在东三省经济中所起到的巨大作用是绝对不可忽略的。
存在就是合理，每一个所谓的奇迹的背后都有着各种各样的因素。东三省只是抓住了历史上最有利的一个阶段，这是一个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