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场的人全傻了。
气头上砸得痛快，砸完了柯雷就后悔了。大家谁也没吱声，包括黄涛。都默默地收拾起衣物和球散了场。唯有于顺松临走冲柯雷翻了一下白眼，倔哼哼地走回车间。这种无声的瞪白眼比有声的指责还要难受。柯雷觉得这对自己很不妙，心中一阵慌乱，责备自己不冷静，不就是个玩吗！何必认真叫劲儿哪？这种举动的影响肯定是很坏的，给人留下了一个恶劣的印象。整个下午柯雷沉浸在不安之中。下班回到家，中午那一幕总在柯雷的眼前显现，于顺松的白眼和拉耷着猪肚子样的脸倔哼哼地，让柯雷不寒而栗。他饭不想寝不安，经过一夜的辗转反侧，在第二天下班后团的活动日上，柯雷主动做了检查质的自我批评。为了使检讨能深刻和获得大家的认可，柯雷把自己的这一行为，自我定为流氓行为。诚恳深刻的检讨，使主持会议的于顺松挺满意，柯雷逃过了这一劫。邱明哲也没追究这事儿。柯雷长嘘了一口气，庆幸消除了这次轻率举动引起的危险后果。
冬天到了。
这是柯雷入厂后第二个冬季，飘飘洒洒不期而至的第一场雪，在萧瑟灰暗的天地间铺上了一层洁白。给晦暗生活中柯雷的心境带来了一抹清新的亮色。
三车间的年轻人太少了，车间里大部分是1958年以前入厂的工人。到如今这十二年里，算柯雷他们这批总共才进了十四个人；1964年进了三个学徒工，1968年进了五个大学生，1969年进了柯雷他们六个学徒工。
那些年龄大的工人，大部分文化低，有的连学都没上过，从小就在私人烘炉学徒，一个大字不识，虽然朴实，但自私狭隘也是他们时常显露的本色。比你辈分大的都是大爷，技术活是我的，脏累重和伺候的活是你徒弟的年青人的。柯雷早上要早来做生产前的准备，生产中要抬抬搬搬架架，拣脏累重的活干。收工时还要打扫卫生，给师傅打洗脸水。但到了评比时，先进个人都是班长和掌钳师傅的，本就没有年轻人的份儿。
旧时的观念不仅锢滞他们自己也封杀年轻人，这使车间的人气儿，像充塞着加热炉里窜出的黑烟，涂着灰色油漆的锻锤，灰色的锻件，熏黑的墙壁的车间一样灰色晦暗。
年轻人少，女人尤其是年轻的女人更少。三车间里里外外总共才六个女。除了李珍、鞠芳和天车工宋燕已近半老徐娘，还有1968年毕业入厂，今年相继结婚的两个女大学生，一个叫桑云，是浙江宁波人，毕业于南京工学院，宁波口音夹杂着半生的普通话。另一个叫赵丽华，是**西人，毕业于吉林工大，俩人鼻子上都架着一副近视镜，在柯雷的眼中，近视镜增添了她俩的知识分子气儿。桑云比赵丽华清秀一些，透着南方女的气韵。和她俩一起入厂的大学生，还有四个男的。六个人都是以“知识分子是改造的对象”被全部安排当了工人。女的学开锤，男的干帮钳。也许是书生气太浓了，在掌握生产技术要领的过程中，他们显得特别笨拙。还不如柯雷这些晚他们进厂一年的中学生们快捷和有灵气儿。像荒料这种活儿，男的没一个能打好的，糟糕的连个儿都翻不过来，好一点的也锻的七扭八歪。桑云和赵丽华学开锤也是常挨掌钳的狗屁呲。脸上红一阵儿白一阵儿的是家常便饭。
只有和柯雷同入厂的胡秀媛是年轻姑娘，胡秀媛和柯雷是同校同班的同学，格十分腼腆，一张扁瓦脸，两只小抠漏眼儿，但皮肤白净，找回了其貌不扬的不足。初学乍练开锤技术，经常受到掌钳师傅的无情抢白和喝斥，她的脸就像被一屁股拍扁的红萝卜，窘迫得通红，手忙脚乱不知所措，手部的作就更没了章法。这时，她的师傅鞠芳只好接过来。有时看掌钳的喝斥得太狠了，也许是同情徒弟，也许是觉得自己当师傅的也没了面子，鞠芳也凭着老字辈的资格，冲掌钳的反戈一击：
“吼啥呀？横了吧唧地扯脖子喊，她一慌，不就更不会了吗？”
“嘿嘿……”
她这一吼，对方往往化做一番憨笑。
啪啪啪！接过徒弟手中纵杆的鞠芳，突然使劲儿地往后一搂，锤头重重地砸在因为耽搁有些发凉变暗红的锻坯上。这冷不丁的重锤，常惊得掌钳的一愣怔，往后一缩。看他像缩脖**似的，发怒的鞠芳也扑哧乐了。
“嘿嘿嘿……”受惊悸的人又一声傻笑。
比李珍和鞠芳晚进厂的年轻女人不是没有，但都受不了这恶劣的环境和糟糕的气氛，都想方设方调走。前不久，胡秀媛也不知挖了谁的门子，调到工具车间去了。
没有了徒弟替换歇手，李珍和鞠芳常流露出抱怨的情绪。随着年龄的增长，两人都发胖起来，今天吵吵这疼，明天吵吵那痒。有时在邱明哲面前嘀咕：岁数都这么大了，连个徒弟都没有。
枯燥而带点威的政治的灌输，压抑的人际关系，缺少女的单一色彩，这种单调乏味沉闷的日子，柯雷觉着度日如年。让他想起小时候母亲给他讲的一出叫《孟姜女哭长城》的戏，说：秦始皇为了让民工快修长城，用针把太阳钉住了。好像三车间的日子也让邱明哲他们给钉住了。所以才觉着度日如年。
一种不自觉的渴望在柯雷他们心中滋生：渴望扩大年清的队伍，扩张青春的朝气。他们的心底里盼着能进来几个年轻姑娘，给这灰色的世界添点色彩。这种企盼是潜意识的，是一种青春的渴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