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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回我们说到，北魏帝国冯太后病死平城，皇帝拓跋宏哀伤至极，竟然5天内水米不进，后来在大臣的苦劝下才将冯太后安葬于平城郊外的永固陵。
公元490年10月16日，在葬礼已经完成后，皇帝拓跋宏来到皇宫南门--思贤门门西，和文武百官相见，互相安慰鼓励。此时，看见皇帝心情有所恢复，太尉拓跋丕趁机向拓跋宏建议说：“我们都已经到了老朽的年纪了，一直侍奉历朝历代的圣明君主，对于帝国以往的旧有典章，也相当熟悉。回想以前先祖们去世时，只有侍奉跟随灵柩的人才穿上丧服，其他人仍全都穿平时的衣服。四祖三宗都沿袭下来，遵循到现在都没有改变。
如今，陛下天性极其孝敬，哀伤痛苦，损害身体，已经超过了礼法的要求。又听说陛下一日三餐的饭量，竟然吃不到半碗，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都不解下腰间的丧带。为此，我们大家扪心闭气，坐立不安。只愿陛下能稍稍克制一下对太皇太后的敬慕之情，按照前代人订下的典章行事。”
拓跋丕在宗室资格最老，又是辅佐数朝的老臣，此时由他来劝谏皇帝遵守旧制，开始正常工作生活，也是最佳人选了。可没想到，拓跋宏一点没给这位宗室老臣面子，拓跋丕一上来就碰了个“钉子”。
拓跋宏说：“悲哀而伤害了身体，这是经常发生的事情，哪里值得专门上奏！虽然我早晚只吃稀粥，但我的身体大致还能维持下去，诸公有什么可以忧虑恐惧的呢？祖宗在世之时，一心只专于武装征伐，没有时间进行文明教化方面的事情。如今，朕受圣人先贤留下的教训，平时不断学习古代典范常道，无论从时代上说，还是从事理上说，都和前代有了很大不同。太尉你们都是国家元老，朝廷政治都依托于你们，可是你们对于古代经典以及丧葬礼仪，可能还不是十分熟悉，姑且先了解朕大致的意思。对于那些有关古今丧礼仪式，朕暂且把想法提出来，与尚书游明根、高闾等人讨论，你们可以仔细听着！”
拓跋宏的意思在此时其实已经表达的很明确了：你们所说的典章旧制，在我眼里就是狗屁不是，我早已熟读历代先贤的经典（儒家孔孟之道，等等），正要对国家的文化思想进行全面改造，而丧葬制度就是其中一项很重要的内容，这些理论上的东西你们这些鲜卑土老帽当然没有发言权，先一边呆着去，看我和那些汉人大臣如何讨论吧。
接着，拓跋宏对尚书游明根等人说：“古代圣人，制定‘卒哭’之礼，以后变更丧服的程序，都是随着哀恸的自然减少，而逐渐减少哭泣程度以及分段脱下丧服。如今，十天之间，你们就让我脱下丧服，违背情理。”
拓跋宏张口就是经典，说了儒家祭礼中一个“卒哭”的概念，“卒哭”就是说：父母逝世，儿女除了早上和晚上恸哭外，只要感到悲伤，随时都可以恸哭。按照周礼，先人死亡3个月后要安葬，安葬后要进行3次祭礼，而“卒哭祭”安排在这3次祭礼之后的第一个刚日（第一个单数日，距离死亡时间大约一百天），“卒”即停止，就是在“卒哭祭”后，儿女们仅只早晚各哭一次，不准再随时哭泣。民间的“百日祭”即源于周礼的“卒哭祭”。对于丧服的规定则是，服丧3年期间，一年后可以脱下丧帽，两年后可以脱下麻布外套，两年六个月，才可以全部解除。
大臣游明根说：“我们遵照的是冯太后的遗旨：逝世一个月就下葬，下葬后立即脱下丧服。所以我们在下葬以后，就奏请陛下除服。”
大臣高闾也说：“杜预，是晋王朝饱学之士，曾经指出，自古以来，天子没有守三年丧的，认为汉文帝刘桓制定的制度和古代制度不谋而合，虽然看起来与时俱进，但都是追随古人脚步，所以我们才屡次请求陛下遵循。”
拓跋宏说：“我自己研究太皇太后的遗旨，她之所以要禁止臣属哀恸，并要我早早脱下丧服，只是恐怕因此荒废国家大事。我也了解诸公的良苦用心，所以我并不是严遵古礼，闭口不说一句话，以荒废政务。只不过要穿麻衣丧服，取消十天即行改装的规定。每逢初一、十五，尽我儿孙应尽的哀思。
而汉朝之所以不实施三年之丧的制度，都是因为旧君王死亡，新君主刚刚登基，恩德还没广泛转播，所以不得不身穿衮龙袍，头戴平天冠，举行即位大典。我的德行，诚然不够，但在位已经超过一纪，全国人民早已知道上有君王。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不能表达作为儿孙的悲哀和思慕之情，那么人情和礼教就要全部丧失，实在令人痛恨！
而晋朝大学士杜预所做的评论，对于孝顺的儿女，或诚心闭口不言的君王，岂不是一种污蔑？！”
高闾又引经据典地说：“从前，杨王孙**而葬，皇甫谧下葬不用棺木，他们的儿子，都确切遵从，没有违背……”李彪赶紧加上注脚：“孔夫子说‘三年之内，不改变老父的重大决定，才可以称为大孝’，陛下不听从太皇太后遗旨，恐怕会被误解为更改重大决定。”
拓跋宏说：“杨王孙、皇甫谧之所以那样主张，目的在于教育儿女节俭，说到节俭，我不认为我有什么做的不对。至于改变老父重大决定，跟我现在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