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圣经》
公元451年春2月的一个傍晚，一支北魏骑兵正在黄淮平原上缓慢行军。尽管已到初春时节，日头一旦落山，寒风依然刺骨。在这支军队中间，夹杂裹挟着众多破衣烂衫的南方俘虏，主要是些老人、妇女和儿童。这些南方人在萧瑟的寒风中显然已经筋疲力尽，但谁也不敢抱怨，都在勉励支撑着向前行进。
统领这支魏军的正是北魏洛阳镇将永昌王拓跋仁，此时正奉皇帝拓跋焘的命令带领这支精锐骑兵断后，以保障主力兵团在“瓜步之役”后安全撤回黄河以北。
说起这个拓跋仁的祖上可不简单，他的父亲拓跋健是拓跋焘的堂弟，在北魏国中可是大名鼎鼎，世人都说拓跋健是“桓王”式的人物（参见第九章），其用兵谋略甚至还高过桓王。拓跋健跟随拓跋焘东征西讨，立下赫赫战功，被封为永昌王。拓跋仁作为世子，世袭了这一爵位，镇守洛阳。
拓跋仁虽然没有老爸那么威武，但也是一员有勇有谋的骁将，当年还参与镇压过关中的“盖吴起义”。拓跋仁镇守洛阳中规中矩，在刚刚结束的“瓜步之役”中，他放弃刘宋西路、中路北进大军于不顾，带领洛阳主力袭取悬瓠城，歼灭无数宋军，导致宋军溃败，大大地在皇帝面前露了脸。于是皇帝把“掩护大军后撤”这一重要任务交给了拓跋仁。
由于在“瓜步之役”中，宋兵已经大大领教了北魏骑兵强悍的野战能力，所以并未大举阻击北魏退兵。拓跋仁没有遇见有力的阻击，于是搂草打兔子，掳掠了一万多南方民众，准备回国献给皇帝。可这些俘虏无疑拖慢了拓跋仁的行军速度，此时他已经远远落在军主力后面。
拓跋仁见天色已晚，俘虏已经无力再前行，回头问一名偏将，“这里是什么地方，我看不如在此宿营。”偏将赶紧回答，“禀告将军，此地名叫安王陂，距离宋军重镇彭城只有几十里，在此扎营不太安全啊。”拓跋仁冷笑一声，“那些岛夷早就被我们吓破了胆，谅他们也不敢出城突击。恩，安王陂，这个地名好，就在此扎营，明日再走！”尽管把大话说出了口，拓跋仁到底是名将之后，还是派出几十个哨探，散布四方打探消息，尤其注意监视彭城宋军动向。
与此同时，一匹宋军探马飞也似的进入彭城，向北伐军总司令江夏王刘义恭汇报，“有一支北魏孤军裹挟大量我国民众，目前就在彭城附近安王陂扎营！”彭城众将领早就对“龟缩战术”颇有怨言，如今看到机会，无不雀跃请战，要求出击，解救被俘虏的民众。
但刘义恭确实如拓跋仁所料，已经吓破了胆，他严辞拒绝了众将的请求，“佛狸前几日刚从彭城路过，声称夏天再来我们这里收割小麦，可见图谋我彭城之心未死，谁知道他们在附近有没有埋伏大军？只有以不变应万变，才能确保无虞！”彭城诸将只有仰天长叹，坐视机会的流逝。
第二天，刘义隆的特使来到彭城，皇帝严令刘义恭要抓住各种机会，出击撤退的魏军。这下，刘义恭不敢怠慢，马上派出军队，追击拓跋仁。可是拓跋仁一早就拔营起寨，要想追上谈何容易。
北魏这边，宋军追击部队一出城，拓跋仁派出的探马就得到消息，立即飞马将情报报告拓跋仁。拓跋仁心中合计：尽管宋军都是步兵，不可能很快到达，但总比这些俘虏走的快，此地离国境线还远，如果宋兵坚持追击，迟早追上，一旦和我们接上火，情况可就复杂了。
想到此处，拓跋仁眼中戾气大增，对传令兵说道，“传我将令，全军从前方山谷穿行，让俘虏散开走在前面，等他们全部进入谷地，骑兵就从后面冲锋掩杀，全部杀光后，迅速撤离！”
……
就这样，北魏军给彭城追兵留下了一万多具百姓的尸体，扬长而去。而宋军看到拓跋仁“抛”掉了俘虏的包袱轻装撤退，也知道在这种情况下追击无望，只好退回彭城。
魏军的这种暴行在史书中比比皆是，这一定是拓跋焘的纵容，甚至是授意导致的。史载拓跋焘在“瓜步之役”后裹挟着5万多俘虏回到首都平城，并把他们安置在平城近郊屯垦。可以想见，从长江边到桑干河的漫漫长征路上，得有多少缺衣少食的俘虏倒毙在路途中。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著名的虐俘事件“巴丹死亡行军”，8万美菲战俘在日军押解下前往100公里外的战俘营，在缺吃少喝的情况下，最终只有4万人到达，死亡比例为1/2。而1500年前拓跋焘导演的“死亡行军”，行程上千公里，又是在寒冷的冬季。那5万到达平城的俘虏身后，又何止几十万冤魂？
有人说战争是政治家的游戏，玩过象棋的朋友应该深知“舍车保帅”的真谛，为了获得胜利，“车”尚能舍弃，何况小“兵”；为了攫取资源，己方百姓尚能牺牲，何况敌方民众。提起“诺曼底”、“d－day”、“奥马哈海滩”，军迷们耳熟能详，对双方军力对比，战略战术如数家珍，可是又有多少人知道在盟军登陆之时，上万法国平民死于盟军轰炸？
《战争论》作者克劳塞维茨说过：“在像战争这样危险的事情中，由仁慈而产生的错误思想是最为有害的。不顾一切、不惜流血地使用暴力的一方，在对方不同样做的同时，必然会取得优势。由于厌恶暴力而忽视其性质的做法毫无益处，甚至是错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