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在北魏朝的“立皇储，杀亲母”，“铸金人、立皇后”，以及“尊乳母，封太后”几个政策的共同影响下，北魏朝廷按规制应该标配两个皇后和两个皇太后一共三个人：即“铸金人”成功的正牌皇后，皇帝死后，皇太子即位后自然升格为皇太后；皇帝的生母，皇太子即位后追尊其为先皇的“皇后”；皇太子的乳母，皇太子即位后尊为“皇太后”。
不知道读者有没有注意到这个细节，在上述政策的指导下，有可能在同一时期出现两个“皇太后”，如果皇帝正值壮年，这些个皇太后最多也就是处理处理宫内之事，但当皇帝幼弱，需要大臣辅政之时，国家政令就需要通过太后的首肯才能颁布。在拓跋焘暴卒，拓跋浚上位的公元452年，拓跋浚的乳母常氏就被尊为“保太后”，第二年即被尊为“皇太后”，而拓跋浚爷爷拓跋焘的正牌“铸金人”的皇后赫连皇后（也就是拓跋浚时期的赫连太皇太后）则于453年死去。于是从拓跋浚登基的452年到拓跋浚亲政的455年，帝国实际上的最高领导人是常太后。而根据史书记载，拓跋浚十分敬重常太后，而常太后于公元460年寿终正寝，所以即便在拓跋浚亲政的455年之后，常太后应该继续和拓跋浚共享着帝国权利，至少是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拓跋浚的决策。而这一切的一切，如果不是赫连太皇太后的早死，以及拓跋浚老爸拓跋晃的被冤死所导致的正牌铸金人皇太后的缺失，常太后势必很难独享上述权利。试想在拓跋浚幼弱之时，如果帝国出现两个“皇太后”，如果她们都属于权利欲比较强的人的话，北魏帝国政坛将会出现怎样的动荡。
而这一切被一个人默默地看在眼里。这个人是一个天生的政治生物，这种体制上的瑕疵在这个人眼中是不容许出现的。这个人是谁？我们下次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