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467年春正月，随着北魏镇南大将军尉元在彭城近郊击败了刘宋的主力中央军，薛安都以及常珍奇献上的彭城以及悬瓠城就被北魏牢牢把控在手中。看过前面篇章“新隆中对”的朋友应该了解，彭城以及悬瓠城是刘宋帝国在东线以及中线插进北魏帝国的两把尖刀，尤其是彭城，进可攻退可守，刘宋帝国的北伐，每每都是以彭城作为攻击出发地，是北魏帝国的心头大患。北魏帝国数次南下作战，都是因为无法攻克彭城，继而只能对淮北地区进行破坏性掳掠后，铩羽而归。可如今形势不同了，北魏反客为主，通过控制彭城以及悬瓠这样的地区中心枢纽城市，从而在这一地区取得了优于刘宋帝国的控制主导权。这一地位的变化，必将导致北魏帝国对待这一地区的态度的转变。
而我们的镇南大将军尉元，早已敏锐的感觉到了这一点，当他在彭城站稳脚跟之时，立即上书朝廷，建议到：“彭城兵荒马乱之后，无论是官府还是民间，财力全部枯竭，特向朝廷请求拨发冀、湘、济、兖四州的库存粮食，用张永抛弃的九百艘船只，运输到徐州地区，赈济新并入版图的居民。”冯太后对于尉元的建议当然赞同，北魏政府立即调动人力物力支援徐州地区。
与此同时，拓跋石领衔接收的汝南地区（悬瓠周边地区）的百姓大多不愿归附北魏，村与村联合向南奔逃（拓跋石可没有尉元的谋略，还停留在“烧杀抢”的初级阶段，南朝百姓的奔逃在所难免）。于是北魏政府派建安王陆馛（陆俟的长子，陆丽的大哥）来到这一地区进行安抚工作，百姓中有被军队掳掠当仆从婢女的，陆馛下令全部释放，于是这些新归附地区的百姓才欢欣鼓舞，安定下来。
从北魏帝国在上述新占领区的一系列动作，无论是筹粮赈济难民，还是释放掳掠人口来邀买人心，无不显示着北魏帝国此时势要吞并这一地区的“主人”心态。这种心态很好理解，当北魏帝国自己估量尚不能有效控制这个区域时，这个地区的所有资源都是被贴上“敌人的”这样的标签，如果带不走的话，就烧光、杀光、抢光，我得不到也不让敌人得到；而当形势出现逆转，北魏帝国自己估量可以有效控制这个区域时，这个地区的所有资源都一下子变成了“自己的”，于是赈济灾民，释放奴婢，一切都变得顺理成章了。
如果把这个现象反过来看一看，当一个政治势力由于受到打击，不得不放弃一个原来属于自己的地区时，它又会做什么呢？我们有个很好听的词汇叫“坚壁清野”，其实这就是换汤不换药的烧光、杀光、抢光。其实在这个时间点上，这个即将丢掉的区域马上将被敌人占领，而这个地区所有资源、人民，也即将撤下“自己的”标签，而贴上“敌人的”标签，大家可以想一想，如果你是这个政治势力的首脑，你对这些即将“异化”为“敌人的”土地、资源、人民、等等，还会有半分怜悯之心吗？其实最可怜的还是在这个地区祖祖辈辈生活的人民，他们在被原政府从心里层面已经“抛弃”的同时，还要为“爱国”而“坚壁清野”，去“牺牲”，去奉献。用大白话说就是被别人卖了还帮着别人数钱。这还不算，如果这个地区是两个势力反复争夺的地区，那这里的老百姓就要被反复蹂躏，这种痛苦，不是我们现在生活在和平年代的人们轻易能够体会的。
在网上曾经读过刘震云的《温顾1942》，其中在网友中争议最大的就是文章描写到：当大饥荒来临时，河南饿殍满地，但国民党政府居然扣着粮食不发放给民众，反而日本军队用军粮赈济灾民，最终灾民投桃报李，帮助日军缴了**的械。刘震云总结到：“是宁肯饿死当中国鬼呢?还是不饿死当亡国奴呢?我们选择了后者。这是我温故一九四二，所得到的最后结论。”
我在百度百科里输入“河南大饥荒”，搜到的定义是：河南大饥荒发生在1942年夏到1943年春，河南发生大旱灾，夏秋两季大部绝收。大旱之后，又遇蝗灾。饥荒遍及全省110个县。据估计，3000余万众的河南省，有300余万人饿死，另有300余万人西出潼关做流民，沿途饿死、病死、扒火车挤踩摔（天冷手僵从车顶上摔下来）轧而死者无数。
真是人间惨剧啊！其实这个定义还少了个国民党政府在1938年为了阻止日军南下而扒开的“花园口黄河大堤”的注脚。这次大饥荒和人为造成的黄河泛滥也是息息相关的。
我在这里并不想考证刘震云所说的1942是否句句属实，但刘震云所描写的日军在1942年的“赈济灾民”的举动倒是和发生在1500年前的北魏赈济徐州难民的举动颇为相似。而国民党政府炸开黄河大堤、拒不赈济灾民的举动，倒是和我上文所讲的“坚壁清野”不谋而合。用历史对比的方法来看的话，如果刘震云所言为真，那么在1942年，至少日军对于河南地区还是秉持着“积极建设”的“主人心态”；而国民党政府在那时，对于河南地区已经悄悄地把“自己的”标签换成了“敌人的”标签，于是国民党政府对于河南地区人民的态度不用说在悄然进行着质的改变。
总而言之，在政治家，尤其是成功的政治家的眼中，所有资源或者说利益都是可以利用的，都是可以转化的，都是可以牺牲的，都是可以交换的。北魏帝国在公元450年的“瓜步之役”中可以把淮河流域杀